那天去嗨捞吃火锅。
是中国店，店里放的也都是中国歌。锅子刚开始翻滚的时候，背景音乐忽然切到了汪峰的《春天里》。
很久没听过了。
筷子停在半空。一锅汤还在翻滚，毛肚刚刚下去。但人已经不在那张桌子上了。
北京，年会，飞得更高
我接触汪峰，其实接触得很晚。
那是在北京。我在友邦保险（AIA）工作，做的是 Ingenium 保险核心系统。每天对着的是配置文件、保单结构和一堆永远改不完的需求文档。说不上有什么浪漫。
有一年公司年会。我才知道公司里居然有一支 band——成员都是别的 team 的同事，平时坐在格子间里，看上去和我一样平平无奇。但那天他们在台上又蹦又跳，唱了一首《飞得更高》。
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。
不知道是汪峰唱的，也不知道汪峰是谁。只觉得这首歌能把人从座位上、从配置文件里、从那一摞永远改不完的文档里，硬生生往上托了一截。我坐在那张铺了红绒布的圆桌后面，鼓掌的手有点忘了节奏。脑袋是飘的。
我从小就有点羡慕台上那种人——会跳街舞的，会拨吉他的，敲架子鼓敲得很爽的，玩电子琴像在飞的。常常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站在舞台上。
羡慕归羡慕——但我有个毛病，特别懒。想做的事情很多，最后一般都败给了一句"还是躺着舒服"。
那年我运气其实不错。
记得是狗年，年会抽奖。一等奖是去三亚八天的旅行，二等奖是两千块钱。我抽到了三等奖——周生生的一只小金狗。
上台领奖的时候，HR 的小姑娘对着我笑：「运气真好啊。」
我心里其实想的是——三亚旅行不香吗。
但金子总归是金子。我把那只小金狗带回去送给了我爸。他打开那个深红色的小绒盒，把金狗在台灯下转着看了一圈，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嘴角咧开了一下。我知道他是高兴的。
很多年以后，我已经忘了那年年会的菜是什么、和谁同桌、那支 band 几个人。只记得几个零碎的画面：聚光灯下乱跳的吉他手；HR 小姑娘的笑；爸爸把金狗放回绒盒时那一下轻轻的"咔哒"。
上海，复旦，一个想买车的念头
后来辗转去了上海。
那阵子我已经离开了惠普，在上海一家公司带测试团队，主要做保险系统。日子谈不上苦，但也说不上痛快。
差不多就在那时候，我开始读复旦的 MBA。
学校和公司在上海的两头，每次过去都麻烦。地铁要换好几次。下班赶过去，等下课出来已经十点多，再原路杀回家。冬天上海的风从领口灌进来，能凉到背脊。我开始动开车的念头。
说是为了上学方便——其实更多是想自己开着出去玩。在上海周边逛，我之前都是参加那种一日团、两日团：绍兴啊，沙家浜啊，常熟啊，常州啊，跟着大巴一路走过去。那时候觉得没车也没什么。但人一旦开始嫌麻烦，理由就会越来越多。
只有一个小问题。
我没有驾照。
学车这事，拖了好多年
说到这个，必须讲一下我学车的拖延史。
最早一次是大学刚毕业。我爸拉着我去报名，劝过几次，我都没去。理由总结起来就一句：跟着教练在烈日底下耗，太麻烦了。
到了北京，在大唐电信。公司当时要从城里搬到永嘉北路那边，远得离谱。几个同事一拍脑门，说要不一起报个团学车，到时候开车上班方便。报名费当时不到两千。他们风风火火去学了，我冷眼旁观，没动。
后来到了惠普。底下的几个小同事又提议一起学车。我心里又是一声冷笑——你们去学吧，我不掺和。
直到上海。
我下面有个自动化测试组，组里有个小姑娘正在学车，每天兴致勃勃地分享她的进度。
有一天我路过她们工位，几个人抬头跟我打招呼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：「你们最近都在学车？」小姑娘说是啊，师傅特别好，从来不骂人，学得可开心了。
我顺嘴开了个玩笑：「是吗？那你跟你师傅说一声，你老板也想学。」
——一个玩笑而已。
第二天她乐呵呵地跑来找我：「老大，我跟师傅说了，这是他电话，你跟他联系吧。」
我手里拿着那张写了号码的便笺，愣了好几秒。
我硬着头皮把电话拨了过去。师傅态度倒是真不错。
就这样——拖了快十年的事，被自己一句随口的玩笑送上了驾驶座。
有时候想想，人这一辈子被推动的方式真的很奇怪。我爸劝过、北京同事劝过、惠普同事劝过，全都没用。最后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姑娘，笑眯眯地把一张便笺递到我手上。
教练，和那个"经济适用男"
学车的时候，师傅一般同时带三四个人，轮流开。那个班里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个华为的，一个高通的。
高通那哥们儿瘦瘦高高，沉默寡言，戴一副细框眼镜。教练特别喜欢拿他开涮。
「你看你看，这一看就是经济适用男嘛。」教练摇着头说，「肯定没有女朋友。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？」
天天调侃，乐此不疲。高通哥们儿一般也不接，只是低头笑两下，转头去看后视镜。
有一天教练又把这个话题翻出来：「你看那谁，每个月工资也就七八千吧，找老婆肯定困难。」
其实我心里清楚，高通的工资远远不止这个数。
我顺嘴接了一句：「他每个月工资差不多在一万二三吧。年轻有为，女朋友也有。」
车里忽然就安静下来了。
教练愣了一下，没接话。高通哥们儿在副驾上不动声色，但耳朵尖微微红了。
我事后挺懊悔的。你说我没事去搅和这个事干嘛——人家本来享受着那种被打趣、被关心的感觉，被我一句话戳穿，反倒尴尬了。
那段日子里最有画面感的，还是科目二入库考试。
教练像只猴子一样扒在围墙上，半个身子探进考场内，手里拿着电话，对里面的高通哥们儿大喊：
「你快撞上了！差一点，差一点——往左！往左！」
高通哥们儿一手方向盘一手 iPhone，脸贴在车窗上听那头的呼喊，整个人快僵成一截木头。
我站在围墙外面，仰头看着教练在墙头那个滑稽的姿势，听着电话里隔出去的人声，差点笑出声。
每次想起这个画面，都还是想笑。
我学得算是组里最快的，从理论到所有科目，全程不到两个月。教练后来还专门请我和高通哥们儿吃饭——你拖得越久他损失越大，我学得快他高兴。饭桌上他添着酒，又把那次扒墙打电话的事翻出来讲，从头到尾把高通哥们儿调侃了个底朝天。
高通哥们儿坐在我对面，举着杯子陪笑。
我看着他笑的样子，忽然觉得他其实人挺好的。
那辆奥迪 A4
学完车，我立刻就买了车。
本来预算定的是七八万。看着看着，越看越上头。最后落地的是一辆十五万左右的。我已经强迫自己止住——再往上看就没完没了了，搞不好得贷款去买三四十万的。
但那时候在我们 MBA 小组里，我的车不算什么。
我们组大概七个人。一个是从电信出来自己创业的；一个是某公司的副总；一个是大众汽车的销售经理；一个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长；剩下几个跟我差不多，都是外企里的中层。
每次小组作业大家轮流做，关系打打闹闹，挺融洽的。
大众那位销售经理姓刘。我经常叫他「楼总」——舌头捋不直的那种发音，刘总叫成楼总。叫着叫着大家都跟着叫，他自己也乐。
我没买车之前，经常蹭他的车。他在大众做销售经理，公司还配了一辆奥迪 A4 给他开。
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车，开车的很多细节其实还稀里糊涂。我坐在副驾上跟他请教：「方向盘 2.5 圈这玩意儿到底怎么打？转大弯打到什么程度？」
他笑出了声：「这玩意儿你师傅没教你？」
「我刚学嘛，没问。」
他一边开一边给我细细讲。手在方向盘上比划，眼睛盯着前方的路。窗外是 2011 年上海的夜——暖黄的路灯，慢悠悠掠过的高架，前车的尾灯在玻璃上拉成一道细长的红。
楼总也是个汪峰迷。那段时间正好《春天里》流行，他车里几乎一直在循环这首歌。
「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」
有一次放学。我和那位护士长一起搭楼总的车回家。
车里照例放着《春天里》。
护士长靠在后座椅背上说：「这首歌现在好火啊。」
我顺着她接了一句：「确实是。但你仔细听一下汪峰的原唱，比旭日阳刚唱得有味道多了。」
楼总在前排接话：「汪峰算是中国摇滚第一人了吧。」
我对摇滚没什么概念。脑子里搜罗了半天，只翻出来零点和唐朝。我嘴上含糊地说：「嗯，他最近的歌写得是不错。」
楼总笑：「人家汪峰一直写得不错，不是最近。」
——又被笑了一回。
车开过一段高架。汪峰唱到那一句"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"。
我顺嘴把后半句改了：
「请把我埋在——新闻联播里。」
车里全笑翻了。
护士长笑得用手拍前排椅背。楼总笑得方向盘都晃了一下。我自己也笑。窗外的高架灯一根一根从车顶掠过，《春天里》还在唱，我们三个人在那个晚上的奥迪 A4 里笑得没心没肺。
后来楼总在上海买了房子。乔迁那阵我们几个去他家闹腾，玩三国杀，玩狼人杀，啤酒花生，瞎扯闲聊。
一群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因为同一个 MBA 班，因为一辆奥迪 A4，因为一首《春天里》，混在了一起。
我们小组其实只有第一年才真的天天泡在一起。
第二年大家各自选不同的课程，慢慢就散了。也没有谁宣布散，没有最后一次饭局——就是某个学期开学，发现作业不再是七个人轮流做了。再下一个学期，群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。再再下一个学期，那个群就只在过年的时候被点亮一次。
我记得当时还郑重其事地讨论过创业——做一个什么任务系统，再往上做社区。聊得很热闹，每次散会都觉得"这事真行"。但第二天早上一睁眼，谁都没动。
这种事情多半是这样：想是会一直想，但很难真的有下文。
那个想回去的地方
奇怪的是——那段时间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惠普。
尽管已经离开惠普一段日子了。但每次开车去复旦的路上，《春天里》在车里循环，我就会想到自己在惠普的那两年。
惠普那时候的工作机制非常松。2008 到 2009 年，居家办公已经是常态——这个事情放在那个时点已经非常超前了。我那时候，几乎可以一边写代码一边把脚架在阳台栏杆上看楼下的梧桐叶。
《春天里》唱的是一种自由。
我那时候心里想的，也是一种自由——开着新买的车，带着电脑，边上班边逛祖国的大江南北，潇潇洒洒地走完这一辈子。
我甚至认真想过：要不要回惠普去。
后来当然没有回去。生活的水流推着你一直往前，回头岸的角度其实很难找。
在嗨捞，回望
现在我在爱尔兰。常年在家办公，公司也很少去。同事大概对我的印象就是——那个不太爱说话的中国人，比较 shy。
也对。我本来就是这样。
但有意思的是，《春天里》这种歌，唱着唱着，你会不由自主地把它跟自己的人生叠在一起。
那时候年轻，什么都敢想，什么都敢做。也没有羁绊，没有小朋友，一个人，背包一甩就走。颇有几分仗剑闯天涯的悲壮，又有几分英雄"末路"的孤独感——其实哪有什么末路，那时候明明一切才刚开始。
只是当时不知道。
那天在嗨捞，《春天里》放到了最后一句。
火锅还在咕嘟咕嘟地翻。
服务员过来问要不要再加点汤。我说好。
她端着汤壶离开之后，我低头看着锅里翻腾的清汤，忽然想——这一锅汤里，是不是已经被人偷偷扔进去了一些东西。
一只周生生的小金狗。
一辆夜色里的奥迪 A4。
一个扒在围墙上喊话的教练。
一个坐在我对面，举着杯子陪笑的高通哥们儿。
还有一个改过歌词的、二十多岁的、坐在后座笑得没心没肺的我自己。
汤上来的时候，已经看不见那些东西了。
但我知道它们一直在锅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