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的上海，我就像一只心满意足的老乌龟。家在静安区的公司附近，我彻底告别了方向盘，每天背着手，慢悠悠地晃到公司。天气热了，就扫一辆共享单车，在梧桐树影下吱呀作响地滑过去。人过了某个年纪，对世界的探索欲好像就自动打了对折，出差啊，旅游啊，哪儿有办公室的空调舒服？我就想这么"龟缩"着，不动弹，岁月静好。
可生活总有办法让你挪窝，比如，给你一个印度老板。
我那位印度老板，在上海坐镇多年，颇有"不容置疑"的气场。我刚入职俩月，一纸培训令就下来了——去香港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找借口："老板，我港澳通行证过期了，你看这……"他眼皮都没抬："没事，公司给你报销机票，回老家办，速去速回。"话说到这份上，我只好乖乖地踏上了回乡办证之旅。
出发在即，天公作美，上海大雨，香港暴雨。我又看到了希望，赶紧跟老板汇报："这天气，飞过去怕是有点危险…"老板指了指电脑屏幕，上面显示沪港航班已恢复正常，然后用一个"你觉得呢"的眼神终结了我的所有幻想。
于是，我登上了午夜飞往香港的航班。说实话，那次香港之行抛开出发前的百般不愿，体验倒是不赖。公司在中环的气派写字楼里，从窗口望出去，整个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尽收眼底。培训之余，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"逛"了香港，从维港到庙街，再到尖沙咀，捧着鸡蛋仔，啃着咖喱鱼蛋，那种活色生香的市井气，一个字：爽。
两个月后，新的培训通知又来了——印度，班加罗尔。
这次，反抗的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我们三个被点名的"难兄难弟"。"印度签证难办啊，"我们异口同声，"流程长，时间紧，他们通知得太晚了，来不及啊！"
我们这边磨得起劲，印度老板那边终于怒了："让你们去培训，又不是去上吊！赶紧给我办！"老板发了火，我们仨瞬间怂了。找了加急中介，不到一周，三本印度签证齐刷刷地摆在了桌上。那心情，两个字，悲壮。
去机场那天，我困得不行，在出租车后座上东倒西歪。司机开着电台，一阵有点沙哑又极具辨识度的歌声钻进了耳朵。是汪峰，这嗓音，错不了。
"师傅，这是汪峰的歌？"我来了精神。
"是啊。"
"新歌吧？没听过呢。"
"对，《那年我五岁》。"
电台的信号在城市的楼宇间穿行，汪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沧桑感，一段一段地唱着一个男人的人生：五岁、十五岁、二十五岁、三十五岁……每个年龄都是一个故事，一种心境。旋律的递进感很强，像是在翻阅一本泛黄的旧相册。说实话，这旋律让我想起了另一首歌，有那么点"借鉴"的嫌疑。但抛开这些不谈，这歌的内核是真诚的，那种用自己的生活经历熬出来的文字，有股劲儿，很容易就戳到了人心里。
那一刻，车窗外的风景在倒退，电台里的歌在前进，而我的思绪，就在这前进和倒退之间，忽然有了一点奇妙的感慨。
班加罗尔的培训本身中规中矩，但培训之外的班加罗尔，才是我记忆里真正的印度。
我们仨合计着去市中心逛逛，盯上了一辆路边的"狗骑兔子"——就是那种前面是摩托，后面拖个斗的三轮车。我们问司机走不走，他豪迈地一挥手，我们便跳了上去。那一路，可真是风驰电掣，身边是各式各样的汽车、摩托车，甚至还有慢悠悠踱步的神牛。我紧紧抓住车沿，感觉自己正在上演一出真实的动作片。当双脚落地，踏上市中心的土地的那一刻，"活着真好"绝对是当时最真实的想法。
同行的一位哥们儿，成了我们这次印度之行的"首席砍价官"。他那蹩脚的英语，在砍价时却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一个标价100卢比的纪念品，他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从20卢比开始谈，并且大概率成功。我跟在他身后，目瞪口呆，算是彻底领悟了印度市场的真谛——照着三分之二往下砍，绝对是基本操作。于是，我们买了一大堆叮铃哐啷的纪念品和各种香料，满载而归。
如今回想起来，在埃森哲的那段日子，也是我出国最频繁的时期，后来甚至又去了几次印度。对于那个越来越懒的我而言，偶尔回忆起这些被迫上路的熬夜和冒险，竟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
而这一切，似乎都浓缩在了那首《那年我五岁》里。旋律一起，我就会被拉回到那个闷热的黄昏，身子陷在出租车里，窗外流淌着的，是去往未知国度的路。那些和伙伴们一起提心吊胆又兴致勃勃地砍价、坐"狗骑兔子"的画面，便会立刻清晰起来。
当然，这首歌带来的，更多的是一种对照。听着歌，就会下意识地想，我五岁时在干嘛，十五岁时在梦想什么，二十五岁时又是何等光景？这种对比，没有失落，只是一种淡淡的、真实的人生感慨。
回到上海，这首歌也跟着我回了家。我偶尔播放，那个快满五岁的儿子，竟也跟着我哼哼唧唧。他抓不住那长长的歌词，却总能精准地唱出那一句——
"那年我五岁。"
我笑着对他说："你这不正好五岁嘛，唱这一段就够了。"看着他认真的小脸，我忽然觉得，歌里唱的，别人的经历，和我自己的感慨，在这一刻，似乎都化作了眼前这份最简单纯粹的幸福。
这就，足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