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平日里不会主动点开陈奕迅的《十年》，但只要旋律一响起，记忆就会飘回到2009年的那个夏天。
那一年，我还在惠普按部就班，却意外收到了上海高知特（Cognizant）的面试邀约。
一切的开端，是一通从上海打来的，带着浓郁咖喱风味的电话。
电话那头是面试官，一位名叫Jay的印度老兄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印度人进行正式的、长达一个小时的"深度交流"。我的英语口语尚可，但在Jay那如同宝莱坞开场舞一般奔放热情的口音面前，瞬间被打回了原型。整通电话，我大概只听懂了三成的单词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展现"机智"。我竖着耳朵捕捉那些我能听懂的关键词，然后凭借着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，连蒙带猜地回答。现在想来，那场对话更像是一场跨文化行为艺术。
猎头很快传来喜讯：现场面试，上海见。唯一的槽点是，机票自理。我一听就乐了，心想这年头还有让候选人自己掏钱买机票面试的？我客气地回绝了："那多不好意思，就不麻烦贵公司了。"几天后，剧情反转，猎头说印度那边拍板了，不仅出机票，还已经帮我预订好了时间。得，人家盛情如此，我一个大好青年，怎能不给这个面子？
于是，我踏上了去北京机场的路。那天也邪门，我掐着点赶到，眼睁睁看着飞机从我眼前飞走。按理说，缘分已尽，面试泡汤。可我这人有点认死理，答应了的事，总觉得得有个交代。我一咬牙，自掏腰包八百大洋，买了下一班飞往上海的机票。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：我可以不去上班，但我不能言而无信。
后来的面试过程，现在回想起来依旧饶有趣味。从技术细节到管理哲学，聊得天花乱坠。我还见到了电话里那位"只闻其声，不知其意"的Jay本人（他后来也成了我的老板）。最关键的一轮，是和中国区的老板以及印度那边的业务负责人。那位印度高管的英语，我依旧是听得云里雾里，但和中国老板的对话却异常投缘。他问我："如果一个团队成员，铁了心要走，你怎么挽留都没用，怎么办？"我几乎没怎么思考，脱口而出："那就算了吧。"他听完会心一笑，说："没错，我们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投资回报的人身上。"就这一句话，我知道，这事儿成了。
果然，2008年底，我收到了Offer，薪水几乎在惠普的基础上翻了一番，那诱惑力，沉甸甸的。但生活嘛，总有些阴差阳错，因为一些个人原因，我当时还是婉拒了。
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。谁知到了2009年4月，高知特又找来了。他们说那个岗位寻觅良久，始终觉得我最合适，问我这边的事情是否已经处理妥当，愿不愿意再考虑一下。一个能带领百人团队的机会，一家如此有诚意的公司，我动心了。
他们希望再见一次面，以示郑重。我看着日历，4月，离我们大学毕业（6月）正好快十年了，同学们早已约好返校聚会。我脑子里灵光一闪，跟他们商量："去上海没问题，但回程机票能不能帮我订得晚几天？我正好顺道回母校参加个同学聚会。"公司爽快地答应了。
这一次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我顺利拿到了新的Offer，也顺利地出现在了十年聚会的现场。我们班人少，二十个左右，那天到场的有十几个。很多面孔，是毕业后第一次再见，既熟悉又陌生。
酒过三巡，不知是谁提议，说我当年在学校拿过K歌比赛三等奖，必须献唱一曲。大家开始起哄，我问唱什么。有人喊："这还用问？十年聚会，当然要唱一首应景的！"
那一刻，仿佛有电流穿过脑海。是啊，还有比陈奕迅的《十年》更合适的歌吗？
我说："这歌一个人唱没意思，大家一起吧。"
于是，那个夜晚，在KTV包厢昏暗的灯光下，我们这群奔四的"老同学"，一个话筒传来传去，最后干脆挤作一团，勾肩搭背，像当年在宿舍一样，嘶吼着唱完了整首《十年》。歌声里有酒气，有笑声，可能还有点若有似无的泪光。那种感觉，特别好。
第二天，我们重游母校。见了当年的老师，在留言簿上留言，内容早已模糊，无非是"十年树木，同窗情深"之类的感慨。我们走过当年看电影的科学会堂，泡过的图书馆，还有学校外面，教学楼旁那个我们称之为"堕落一条街"的电脑房。我还一个人，偷偷溜达到当年租住的小屋附近，巷子还是那么深邃，城市依旧漂亮，一切似乎没什么变化，又似乎什么都变了。
就这样，一次为了前途的上海面试，一场为了怀旧的同学重逢，被这首《十年》严丝合缝地串联在了一起。它成了那段记忆的背景音乐。后来，大家也提过十五年、二十年聚会，但生活推着人走，终究没能再聚齐。二十年聚会那年，我已身在国外，只能在同学群里看着照片，徒发几句感慨。
人生就是这样吧。于我而言，陈奕迅的这首《十年》，就是一个播放键。每当它响起，脑海里浮现的，不是爱情的分分合合，而是十年聚会的热闹，重游母校的感慨，那份几经周折的Offer，以及和一群人勾着肩膀，用跑了调的嗓门唱着"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"的，一去不回的青春。它把一段具体的经历，酿成了一坛抽象的酒，偶尔打开闻一闻，就醉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