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雨下得很大。
儿子看电视看累了，歪在床上就睡着了。电视还亮着，光一明一暗地打在他脸上。我把声音调小，这才有空端详他——睡着的时候，五官松开来，忽然又有了几分他小时候的样子。
窗外那棵大树被雨浇得直往下坠，叶子一沉一沉的。
我就那么看着，思绪不知怎么就飘远了。
两棵黄角树
新城街5号，从我出生那天起，一直在那儿住了十二年——我的幼儿园、我的小学，全都是在那儿度过的。
那是一个大院，院子两头各有一棵很大的黄角树，枝叶撑得老宽。树底下那块地，被一茬一茬的孩子踩得寸草不生，露出黄黑色的硬土，下过雨也不怎么积水。占牢、红绿灯，规则换来换去，但只要谁家窗户里探出个脑袋喊一嗓子，底下的孩子就跟听见集合哨一样，呼啦一下散开，又呼啦一下聚拢。
我小时候比较活跃，不像上了初中之后那么沉闷，跟院里的小朋友混得很熟——里头正好有两个是我小学同学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吃过晚饭我就往外跑，大大咧咧的，一点也不怕不好意思。看见谁家门开着，我就直接进去（汗）；门没开，也要扒在窗户边观察一下，看见小朋友在家，就敲门。
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是真不知道什么叫"打扰"。推开一扇不是自己家的门，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——好像整个院子都是自己家的走廊。
那个女同学有个弟弟，喜欢下象棋，他妈妈好像还在市里的象棋比赛上拿过奖。有段时间我天天往他们家跑，就为了找他挑战一盘。棋盘往桌上一摊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有棋子磕在木头上的"啪嗒"声。也是那段日子，我的棋艺跟着突飞猛进。
约法三章
老是不落家，我妈喊我吃饭都喊烦了，于是跟我"约法三章"——喊三声不回去，第二天就禁足。
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在外面疯玩，耳朵却总是竖得高高的。院子那么大，孩子的叫声、大人的锅铲声、谁家收音机的声音混成一片，我得在这一片响动里，专门辟出一小块地方，留给我妈的声音。
第一声，装没听见。第二声，开始磨蹭着往回挪。第三声还没喊出口，我人已经拐进楼道了。
那时候玩得再疯，心里也始终吊着一根线，另一头在我妈手里攥着。
大师兄
那时候小孩流行看武侠片学结拜，我具体结拜过多少次，自己都记不清了——跟同班同学结拜过，跟压根不认识的野孩子也结拜过，兄弟遍天下。
现在回想，那些"一辈子"的有效期，大概都是一个星期。
我还当过几天"大师兄"。后来觉得师傅不行，就领着几个师弟造了反；没过几天，又被师弟们照葫芦画瓢，把我也反了下去。
我那时候还挺委屈，觉得这帮人不讲义气。四十年后再看，人家不过是把我教的那一手，原封不动还给了我而已。
厕所，和重启人生
要说那个院子有什么不好，大概就是筒子楼的厕所了。一个字，脏，不是一般的脏。不过那时候倒也没觉得怎样，捏着鼻子进去，出来照样接着疯跑。现在想起来，倒有种隔世之感。
前几年看一部日剧，叫《重启人生》，讲的是人死了以后还能选择重新投一次胎，把这辈子重新活一遍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个设定其实挺好的——如果哪天真的"嘎"了，能重新活一次也不错，唯一有点犯怵的，就是那个厕所。
还有一层怕，倒不完全是因为脏——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卫生纸，用过的作业本、旧报纸，都拿来应过急。我爸就常翻我以前的作业本。他平时基本不管我的学习（看我多自觉，我儿子要是不催个七八遍根本不写作业），可一到厕所没事干，就爱一页一页地翻我的作业，连老师用红笔写的评语都不放过。
翻完出来，他就开始翻旧账。哪次作业没交，哪回被老师点了名，问得我一愣一愣的。
其实我是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。我爸就是挑了一个最不像查岗的地方，把我查了个底朝天。
二中，和喊得有点大声的"谢谢"
我的小学升初中，也是在那儿考的。学习环境说不上多好，但架不住我那时候聪明伶俐，总体考得不错，也算正常发挥。
查成绩那天，我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去的，一个姓丁，一个姓张。三个人一路上话都不多，越走越慢，到了跟前紧张得不行，感觉汗哗哗地往下流——然后就看见了一个还不错的分数。
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的小学老师杜老师：「这个分应该可以上二中吧？」杜老师说我看看，戴上眼镜瞄了一眼，慢悠悠地说：「没问题，这个上不了才怪。」
一股喜悦从脚底板直冲大脑，但我愣是绷住了，脸上装得很镇定，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汗。等另外两个小伙伴也查完了分——他们报的是别的学校，但也过线了，看他们战战兢兢跟杜老师确认的样子，现在想起来还想笑——我们三个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拉了拉他俩，小声说：「我们感谢一下老师们吧。」
于是三个人回头，冲着老师们鞠了个躬，大声喊：「谢谢！」
可能是声音大了点，倒把老师们弄得有点不知所措，愣在那儿，半天才有人笑着摆了摆手。
出了门，三个人再也控制不住，在街上尽情地大喊大叫，我还差点翻了个跟头，完全不在意路人的眼光。那种感觉，用英文说就是"over the moon"——纯粹的，彻底释放的那种快乐。
后来我也高兴过很多次。但再没有哪一次，是可以不先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在看的。中考放榜时没有过，高考就更不用提了，那是"totally failure feeling"。
孙12号
上了初中，我们就搬到了孙12号——那是初一上学期的事。
搬去的第一天，一家人吃晚饭，谁都不适应。整个屋子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碗筷碰在一起的声音，忽然变得特别响，响得每个人都下意识地放轻了手上的动作。
我爸和我妈对视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。
那是一个没有声音、没有烟火气、也没有院子里孩童打闹声的世界。
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。或者说，我们并没有真的适应，只是慢慢地，不再指望窗外会有人喊了。
窗外的雨还在下。
屋里很静。静得能听见儿子的呼吸。
这些年我搬过很多次家，换过很多座城市。而那个有两棵黄角树的院子，那个推门就能闯进去、喊一嗓子就能聚起一群人的院子，我十二岁那年走出来之后，再没回去过。
儿子还睡着。他的童年里，没有黄角树，没有占牢和红绿灯，没有一院子随时能喊出来的野孩子。他有的是电视和游戏机，以及一间安静的屋子，和一个正看着他发呆的老爸。
再过一会儿，我要叫他起来吃饭。
喊一声就够了。
不用喊三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