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的卧室，是一座孤岛。
为了抵御某种过于安静的时刻，我习惯开着 YouTube 入睡。屏幕微弱的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，上铺传来儿子均匀的呼吸声，我把手机音量调到了仅能分辨的低度。
就在刚才，算法跟我开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。听完袁腾飞老师的日更，讲完那些波诡云谲的历史兴亡，它却没按常理出牌推荐时政，而是推来了一段费玉清的"荤段子"合集。
原本我是闭目养神的，结果那个温文尔雅的男人硬是把我逗笑了。那个在台上永远西装笔挺、仰头唱《一剪梅》的深情歌者，在综艺里却像个市井顽童，把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段子讲得眉飞色舞。这种反差一点也不让人讨厌，反倒透着一股热乎乎的亲切劲儿。
就在那一瞬间，那曲熟悉的《一剪梅》像一把钥匙，"咔嚓"一声，打开了记忆里那个装满录像带的黑匣子。
如果童年有颜色，我的一定是被父亲的工作染成的那种迷人的"磁带黑"。父亲那时在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任职——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前沿哨所。风从海上来，吹进内地的不止是福建、广东客商带来的合作，还有那个年代最稀缺的精神硬通货：录像带。
那一个个黑色的大盒子，塞进录像机时，会发出令人安心的机械咬合声。只听"咔哒"一声，沉闷的黑白世界瞬间有了色彩。
三年级那年，屏幕上闪烁的是《情人看刀》。那是我第一次受到直观的视觉冲击：郑少秋的潇洒，林青霞的英气，尔冬升的俊朗。大反派被斩落马下的那一刻，心里的快意恩仇仿佛也跟着成了真。
还有《上海滩十三太保》，那简直是动作港片的巅峰集结。姜大卫、梁家仁、刘德华、狄龙……那时候只要家里来了新带子，我就是这一片的"孩子王"。走在路上，被伙伴们羡慕的眼神包围，那是我童年里小小的、却又极其满足的虚荣。
但记忆最深处的那个夏天，属于四年级，属于冯宝宝的《武则天》。
那是暑假的尾声，蝉鸣叫得嘶力竭，空气里全是闷热的湿气。父亲带回了全套四十多集的录像带。为了这顿饕餮盛宴，家里仿佛过节一般，奶奶、二伯一家跟我们围坐一堂。仅仅五天，我们便一口气"吞噬"了女皇的一生。
为了这份放纵，我甚至跟老师赌了一把运气。那年暑假作业要求每天写一篇小字，为了腾出时间看录像，我只写了49篇。我心里盘算着：暑假五十天，少一篇，老师大概率不会一张张去数吧？
开学那天，阳光刺眼得让人发慌。老师的手指在我的作业本上一页页翻过，我的心跳随着那翻页声直接提到了嗓子眼，手心全是汗。
"四十九……正好。"老师合上本子，淡淡地说。
那一刻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仿佛刚完成了一次惊险的特工任务。原来那个暑假，恰好只有四十九天！那年的《武则天》不仅好看，还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，连主题曲《知我无情有情》哼起来都格外轻快。
到了五年级，屏幕里的英雄从古装侠客变成了现代硬汉。《加里森敢死队》的主题曲一响，灰扑扑的小学时光瞬间变得酷劲十足。我们在学校里谈论着"酋长"、"戏子"，甚至开始拙劣地模仿那些玩世不恭的腔调。
也就是那时，各种英雄梦在我的脑子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我刚读完凡尔纳的《十五小豪杰》，满脑子都是少年荒岛求生的刺激，转头又被"加里森"那帮身怀绝技的糙汉迷得五迷三道。
于是，我那一发不可收拾的作家梦开始了。我把班上二十五个男生全编进了一部叫《二十五小豪杰》的小说里。在我的笔下，大家不再是背书包的小学生，而是像凡尔纳笔下的少年一样勇敢，又像加里森敢死队一样身手不凡。我们从孤儿院逃亡，去对抗日本侵略者。
那种幼稚的创作冲动，在看到那部《特种猛隼：野鹰》（Street Hawk）时达到了顶峰。
那简直是男孩们的"终极幻想"。主角骑着一辆被改造过的摩托车——车里藏着激光，还能腾空跳跃，去为死去的好友复仇。
那时候老师布置日记不限题材，我灵机一动，干脆把录像带的剧情搬进日记本——既凑了字数应付作业，又给好友们当连载小说看，简直一举两得。
我煞有介事地把剧情分什么"遇难篇"、"觉醒篇"。看着朋友们读得津津有味，我在那种被阅读的满足感里，第一次尝到了叙述的快乐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年代真的很有意思。海风吹散了内陆长久以来的沉闷。
那时的信息闭塞又滞后，我一直以为《一剪梅》的原唱是张明敏，直到后来才知道，那个讲段子的"污妖王"才是本尊。
之所以怀念，或许不仅仅是因为那些电影、那些歌，而是怀念那种"真实"的感觉。
那个年代的港台明星，像费玉清一样，深情时极尽深情，戏谑时毫无包袱。他们是鲜活的人，而不是活在神坛上的泥塑。这与当时街面上那些穿着中山装、一脸严肃的大人们形成了太强烈的对比。那种文化冲击，就像一道光，照进了我们原本只有灰蓝色的生活里，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娱乐，什么是人性，什么是真性情。
手机里的费玉清还在讲着笑话，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。我看着天花板，耳边仿佛又响起了老式录像机倒带的声音。
滋滋滋——
那声音里，藏着整个呼啸而过的童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