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《国际歌》的第一次亲密接触，是在一个充满糖果与欢笑的六一儿童节。那年我大概还在上小学三四年级，二伯母领着我和妹妹去公园，给我们买了几本小人书作为节日礼物。
我至今仍记得那种隐隐的不公。因为那时历史的厚重显然还没能敲开我童年的心扉，什么《商人谋国》里吕不韦的深谋远虑，什么《完璧归赵》中蔺相如的机智勇敢，对我来说都味同嚼蜡。可偏偏，这些"鸡肋"都被塞到了我手里。而另一本封面动人、看起来像童话故事的《鲍狄埃的故事》，却给了我妹妹。
我那点小心思开始活络起来。经过一番软磨硬泡，声泪俱下地控诉历史的枯燥和童话的美好（关键是我把糖都给她了），我终于成功地从妹妹手里"交换"来了那本《鲍狄埃的故事》。翻开书页，我才发现自己被书名"骗"了，这哪里是什么童话，分明是一位名叫鲍狄埃的大胡子外国人和他创作一首歌的连环画。
尽管如此，这个故事却莫名地吸引了我。特别是《国际歌》这个名字，在当时一个中国小学生听来，简直"高级"得不行。国歌我们是知道的，但"国际歌"？这听着就有一种要和世界接轨的磅礴气势。
我揣着满肚子的好奇回了家，缠着我爸一问究竟。父亲也没含糊，给我详详细细地讲解了一番，还不知从哪个老旧的抽屉里翻出了一盘磁带，放给我听。当那悲壮苍凉的旋律第一次灌进我的耳朵时，我承认，我一个没什么音乐审美的孩子，被深深震撼了。一种"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"的豪情油然而生，我当即握紧拳头，心中默念："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，没有什么能阻拦我报效祖国！"
第二天，我揣着这份新鲜出炉的"国际主义情怀"去了学校，迫不及待地想与我的小伙伴们分享这个伟大的发现。
"嘿，你们听过《国际歌》吗？"我神秘地问道，准备好接受他们崇拜的目光。
"啥歌？谁的歌？"他们一脸茫然。
"法国的鲍狄埃！"我自豪地回答。
"切，外国歌有啥好听的，我们只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！"
话音未落，我莫名其妙地就被他们"K"了一顿。我委屈极了，这帮"土包子"怎么就不懂呢？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跟一群十岁的孩子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，大概比让他们理解函数还难。那次"文化交流"的失败，让我对《国际歌》的热情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。这段记忆被尘封了许久，直到大学军训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才被重新唤醒。
那是一个燥热的夏夜，为期一个月的"烤问"终于结束，每个排都要出个节目联欢。不知是谁带头起哄，非要把我这个曾在校园卡拉OK比赛里混过三等奖的"班级歌王"推出去。
没办法了，唱什么呢？军歌自然是应景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个性；流行歌曲又显得太"水"，配不上这身军装。就在我左右为难之际，一道灵光闪过——《国际歌》！我敢打赌，这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同学，估计也没几个听过。这个念头一出，连我自己都觉得热血沸腾。
晚会的气氛不温不火。一排的同学唱了首《梅花三弄》，结果被台下此起彼伏的嘘声说成是"靡靡之音"。轮到我们排，我被半推半就地送到了台前。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似乎都在等着看我们能拿出什么"镇场子"的节目。
我清了清嗓子，没有伴奏，直接开口。
"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……"
当那激昂的旋律从我口中喷薄而出时，整个操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我能感觉到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大概没人想到，会在这种场合听到这样一首歌。一曲唱罢，整个操场是长达十几秒的死寂，静得我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。就在我以为自己搞砸了的时候，雷鸣般的掌声毫无征兆地爆发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是我大学生涯里为数不多的"高光时刻"。
更有趣的是，从那以后，班里一些之前总看我不顺眼的女同学，眼神似乎都变得柔和了许多。要知道，那时的我因为沉迷游戏，三餐不继，瘦得像只脱了毛的猴子。或许是这首歌的光环太过强大，竟硬生生把我那干瘪的形象，衬托得丰满而光辉了起来。
毕业后，步入社会，这首歌又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我重逢。那是唐朝乐队的摇滚版《国际歌》。当丁武嘶吼着唱出那些熟悉的歌词时，一切关于主义和理想的宏大叙事都退去了。它不再是战歌，不再是宣言，它回归了音乐本身，一种纯粹的力量、节奏和呐喊。
就像零点乐队的《爱不爱我》，你不会去深究歌词背后的哲学，你只会被那股劲儿，那股味儿所感染。
这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听歌的方式变了。小时候，我们总在乎歌里讲了什么故事；长大后，在信息的洪流里，一首歌能让你觉得"好听"、"够劲儿"，就已经足够。
回想起来，《国际歌》就像一位老朋友，陪我走过了人生的不同站台。
童年时，它是神秘而高级的"世界名曲"，是我渴望与众不同的一个标签；
大学时，它是慷慨激昂的青春宣言，是我在集体中闪耀的一次机会；
而如今，当我再次哼起它，所有的历史背景和个人记忆都沉淀下来，剩下的，只是对一段旋律最纯粹的欣赏。
人生就是这样。同一首歌，在不同的年纪，能听出截然不同的心境。歌没变，变的只是我们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