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，想到国外工作和生活的念头，在我心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。
最顺理成章的路径，是申请公司内部的岗位调动。我将目光投向了三个地点：新加坡、澳大利亚和爱尔兰。
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澳洲的招聘负责人很坦诚，告知我当时的移民政策收得非常紧，流程会异常艰难。而新加坡的机会则明朗许多，对方表达了明确的欢迎。然而，我两次短暂的到访，却始终未能对那座城市建立起亲近感。它精致、高效，却也紧凑、炎热，与我心中对未来家园的想象有所出入。
最终，爱尔兰成为了我的选择。这个决定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位先行者——我的前同事老黄。他比我早一步去了那里，每次与他通话，他所描述的那种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，尤其是无需加班的从容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那时，我对爱尔兰的认知是模糊而浪漫的。我想象中，那是一片被松林覆盖的土地，冬日里白雪皑皑，小溪会结冰。我以为那是一个由古朴村庄和广袤自然构成的宁静世界。后来我才慢慢了解，都柏林也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，只是相比国内飞速的迭代，它选择将时光的痕迹温柔保存，许多建筑都静静地站立了百年，甚至千年。
在与新加坡和爱尔兰的团队分别面试后，我最终选择了后者。当爱尔兰的录用承诺发来时，我迎来了整个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：向国内的公司提出离职。
这的确是一个令人为难的时刻。当时我正负责公司在国内最大的通信行业客户，深得老板的器重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刚刚领过一笔丰厚的奖金，这让我的辞职谈话，多了一层难以言说的愧疚。
与领导的沟通比我预想的要复杂。他们没有责备，而是展现了极大的诚意来挽留。
不久后，公司在广州举办亚太区的重要会议，旨在规划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。许多高层都会出席。于是，我也行色匆匆地飞往广州，深夜抵达，次日便投入了紧张的议程。
会上，我遇到了曾审阅过我澳洲职位申请的那位高级总监。他很热情，表示如果我还有意向，他愿意再次为我推荐。我感谢了他的好意，并告知他我的决定。会议期间，我的直属老板也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，他诚恳地分析了国内发展的广阔前景，甚至承诺，如果我想去香港，公司可以立刻为我设立一个职位。
香港，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项。作为中国的特区，它环境优越，文化相近，几乎不存在适应的障碍。面对如此真挚的挽留，我无法当场给出决绝的答复，只能说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在广州的那几天，类似的约谈有四五次。当一家公司如此珍视你的价值，为你铺设了种种可能的道路时，内心很难不经历一场挣扎与权衡。
会议持续了两天。在第二天下午，我提前近四个小时赶到了白云机场。候机楼里人不算多，我在休息区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傍晚的夕阳，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，将温暖的光线洒在我身上。我戴上耳机，一边听着歌，一边处理邮件。
我的音乐播放器，随机切换到了徐誉滕的一首歌——《山花已开》。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我缓缓合上了电脑，闭上了眼睛。
窗外，飞机在跑道上安静地起降；身上，是落日最后的余温；耳边，是那首歌的反复吟唱。那一刻，我深刻地体会到，自己正站在人生一个至关重要的岔路口上。
那并非全然的迷茫，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深思。去与留，两条路在眼前延展开来。留在中国，事业的发展几乎可以预见，这里有我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任；而去爱尔兰，则意味着将过往清零，语言的挑战、文化的差异、从头开始的职场信誉，每一步都是未知。我闭着眼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首歌，它旋律中那种先经历磨砺、后迎来绽放的意境，与我当时的心境悄然重合。
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考量，关于年龄。对于IT行业而言，四十多岁的年纪在国内已不算年轻。虽然在当前的公司不成问题，可一旦离开这个平台，未来的职业道路或许会越来越窄。而在一个相对看重经验积累的环境里，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，可能是一条更为宽容和长远的路。
从广州回来，我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。既然选择了远方，就应该趁着自己尚有闯荡的精力与勇气，坚定地走出去。
从做出最终决定到10月份正式出发，中间还有三个月。我利用这段时间，带着儿子去了上海海洋馆，重游了周庄、千岛湖等江南景致，希望能在他心里，留下更多关于故土的美好印记。同时，我也将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中，考取了一系列专业认证。这既是为未来做准备，也是在那段等待期里，给自己寻找的一份专注与平静。
最后是工作的交接。将自己一手负责、每年能带来数千万营收的业务托付给他人，那感觉，像是将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作品交给别人保管，心中满是复杂的不舍。
那段时间，《山花已开》也一直陪伴着我。每一次聆听，都让我想起在广州机场的那个傍晚，想起那时的犹豫与憧憬。如今再回味，这首歌对我而言，早已超越了它本身的故事，成为了一种个人体验的深刻标记。那个在机场、迎着落日、听着歌、心中交织着对未来向往与一丝不安的中年人的身影，已经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了那段人生旅程中，无法磨灭的烙印。